布列兹死了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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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近去世的作曲家布列兹在64年前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檄文,题曰《勋伯格死了》。我本有意仿而以“布列兹死了”作为本篇的题目,以记录自己对现代音乐的一点胡思乱想 [1]。但我又深知自己的知识背景实在不配用此题目作文,所以决定还是不要造次。

那篇檄文给我印象最深之处在其华丽而雄辩的文辞。布列兹的议论总是明确不含混,时常近乎独断,却又混杂着一种迷人的魅力。我想随手摘出一句就足以见其神态:

“No hilarious demonism, but rather the most ordinary common sense, leads me to declare that since the Viennese discovery, every composer outside the serial experiments has been useless.”

从他早年接受采访、以及指挥排练的录像中,同样能察觉出这种独特的风格;他本人的作品中也时见理趣与激情的交相呼应,而他指挥的录音亦然。评论家布列兹、作曲家布列兹、指挥家布列兹,实在是同一个人。我猜想,这种统一,绝没有听上去这样简单。

布列兹等一众先锋派作曲家自此开始了对勋伯格十二音技法的讨伐。请注意,这不是针对勋伯格所发明的十二音技术,而是针对勋伯格使用这种技术的方式。因为在布列兹看来,勋伯格的音乐恰恰不是过于激进,而是过于保守;其在技术上沿袭了过多传统的束缚,而风格上又不脱浪漫主义的窠臼。二战之后,先锋派的作曲技术变得更为复杂多样、更具试验性质。布列兹一直是这一运动的核心推动者,俨然一位20世纪的瓦格纳。只不过没有瓦格纳的幸运,布列兹在其生前似乎就已目睹这股潮流的衰退。当然,我对此没有任何发言权,所以不妨引Adler《配器法研究》第三版前言中的一段:

In 1979, I stated that music of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uld be even more complex and even more experimental than that in the decades since World War II. ……It is indeed an understatement to say that my soothsaying was deadly wrong. In fact, the music composed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is distinguished by a new simplicity — a new love affair with a romantic, quite user-friendly, and sometimes even popular style.

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将这段话总结为“布列兹死了”,倒也不算太离谱。

2.

自勋伯格始、至布列兹终的这场序列主义运动,对我这样圈外的爱好者而言是永恒的难题。我想这至少有三个原因。其首要者应是专业化。音乐如同近代科学,其创作与演奏技术从19世纪开始快速地专业化。在科学中,通晓技术细节是达致正当理解的不二法门。在这个意义下,不对序列技术作细致分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完整的理解。然而,就如同圈外人士看费马大定理,知其结论易如反掌,而通其证明则难若登天。

不过将音乐与数学物理这样比较,又有一点明显的不对等。因为在“依理而解之”的字面意义上,音乐首先就不需要“理解”。我们总是通过语言理解,而音乐的一个重要属性恰在于对语言的拒斥。实际上,在试图“理解”音乐之前,我们对音乐的反应至少还有两个层次,其一是纯然感官的刺激,其二是不可明述的会意。

纯然的感官刺激,就是我们时常用简单的一句“好听”所传达的意思。毋庸讳言,这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是调性和声。当然,在西方音乐之外,比如中国或日本或阿拉伯的传统音乐中,和声未见得重要,但调性总是有的。如同Hindemith所说,调性之于人耳,就像重力一样自然。每种文化或许生活在不同的重力环境中,但皆有重力,则自然是事实。“好听”和“悦耳”不需要预知很多知识,它有一种相当直接的作用,我们无需理解其原理。就如同我们吃药就会见效,不需要知道这种药物分子在人体中的作用原理一样。

至于不可明述的会意,则基于对传统的领会。子期闻伯牙之琴可见高山流水,但请他去听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或者德彪西的《大海》,则未见得能知其所云。除了这种具象的类比,在更为抽象的音乐中,我们似乎也能捕捉到一种内在的音乐逻辑——这里对“逻辑”一词的用法全然是比喻的。在那些伟大作品如《哥德堡变奏曲》或者贝多芬的交响曲中,我们似乎能感到它们还有论说的功能,可以言之成理。至于其理何在,则颇不可以言道之。这就是不可明述的会意。如果说纯然感官的刺激可用“好听”概括,那么这种不可明述的会意,则可用“听懂”形容。所以,当伟大作曲家有意突破这种论理的传统时,就会对听众“懂得”其音乐的能力发出挑战。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首演之后,大家多认为其慢乐章“不知所云”;克拉拉·舒曼评论她丈夫的第三交响曲时,说森然可怖的第四乐章令她困惑,这都是在“会意”层面的评论。

我之前提到,序列技术对一般爱好者带来的难题有三个原因。除了专业化之外,其他两个原因就分别对应于这里提到的两个层次。因为以序列技术写就的音乐,既没有传统调性音乐“悦耳”的感官刺激,也难以用“听懂”传统调性音乐论理的方式领会。实际上,恰恰是我们对序列音乐的反应在这两个层次都失灵之后,才会想到“理解”这条纯然技术的路线。的确,传统的调性和声音乐自然也有一套高度成熟的技术。但我们想要“听懂”《哥德堡变奏曲》或者贝多芬的交响曲,却不一定非得理解这套技术。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引子使人惊愕,第九交响曲的引子使人如目创世之初万物混沌未开之境,这是对古典传统的调性音乐有经验的耳朵自然而然的反应,我们无须为此懂得什么是属音上的七和弦、什么是空五度。然而,我们却很难以相同的方式弄明白,比如,勋伯格想要在他的《乐队变奏曲》中“表达”什么。

如果说调性音乐使人感到“好听”,是具有一定自然属性的事实(否则很难解释各种文化中的传统音乐通常都有各种特定的调性)、从而无法指望序列音乐在这个意义上同样“悦耳”的话,我们似乎还可以通过熟习这些十二音作品,来培养一种基于传统的领会。这的确是一种可能的方法——如果我们从小听的儿歌、包裹着我们的各种流行音乐都是十二音作品的话。这自然不太现实,不过倒是可以想象,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一两百年后的爱好者面对勋伯格和布列兹,就如同我们面对舒曼和勃拉姆斯。

然而,不断地挑战和刺激那些被传统塑造的耳朵,本就是新音乐的重要职责,在任何时代都一样。想想看,如果没有使人困惑的音乐,这个世界该有多无聊。

3.

序列音乐使我们直奔“理解”一途,并不只在于悦耳和会意两条道路的阻塞。正相反,也许“理解”才是我们进入这种音乐的自然途径。这是因为,传统的调性和声技术建立在对调性音乐上千年实践的基础上。如果说调性和声有如重力,那么这套和声写作的技术,就像一套基于经验的重力定律。尽管其中不乏繁杂的细节,但其要旨,总与我们的经验相合。与此相对,十二音技术以及后来更加复杂的序列技术,则初始于一种理论的冲动,初始于一个问题:“如果换一套规律呢?”

所以在我看来,将勋伯格的调性革命与现代物理学革命互相对照,将会是很有趣的事情。它们首先在时间上大体重合,但又绝不止于此。相对论的创立同样源自一种理论的冲动:如果跑得和光一样快,会看见什么呢?万有引力如何与光速不变两相协调呢?

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革命之后,现代物理学迅速远离了日常经验世界,绝无回头的可能。只有在这以后,才别有一门独立的“理论物理”。当然,我们同时还非常需要那些继续处理与日常经验世界相关的科学:材料技术、激光技术、地球科学,等等。是这些学科、而非理论物理,才是快速、直接而广泛地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科学部门。然而我们会将它们归类为“应用物理”甚至“物理的应用”。至于物理学的核心问题,不论你怎么看,还是那些远离经验世界的问题。

布列兹大概是一个坚定的音乐“还原论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才会说出“序列实验之外的作曲家是无用的”这句话。因为这种序列实验,就如同理论物理中远离经验世界的核心问题,力图拓展人类认识宇宙的疆界。不过与此同时,它们愈加无法对人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能产生这种影响的是流行音乐。所以,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才有鲜明的分野。19世纪严肃古板的勃拉姆斯,仍然仰慕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而我很难想象布列兹会在相同的意义和程度上仰慕披头士的摇滚乐。

我们自不应将这些条条框框做得过于刻板。勋伯格在调性和声之外另创一套新规律,恰恰是因为他对传统的调性和声技术及其局限性有深刻的领会。不过应当注意到,这种理论的冲动,正是专业化的必然后果。作曲技术的专业化虽然使我们失掉了对新音乐达到自然理解的机会,却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纯然作曲技术上的virtuosity。如同汉语中“技艺”这个词所透露出的信息,在一种理论头脑的控制下,技术精湛到了一定程度,也就成了艺术。我想,这大概是同我一样的业余爱好者进入此类音乐的一个有用的视角吧:无论是在数学物理还是在音乐中,那个技术的尽头或许也还藏着什么新的不可言说之物,非得我们这样走一遭,才有机会一窥其芳容。

善于用两倍语速侃侃而谈的Glenn Gould在论及勋伯格时,(或许是无意地)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想用它来作为结尾也许会合适。我预料这句话很能讨得那些自恋的科学工作者的欢喜,但是除去这样一种庸俗的鸡汤解读之外,其中透出的另一些消息,也许仍然值得玩味:

…In truth there is nothing more romantic than the juggling of numbers, as though they were some joyous plaything issued by the gods to entice man and tantalize him and represent to him an equation of the cosmic enigma.


[1] 音乐对语言的嘲讽如此令人难堪,以至于我们总想对音乐滔滔不绝大发议论。然而语言所至之处,音乐就终止。上帝如此引诱我们去言说那不可言说之物,实在是一个巧妙的陷阱。那么我就从这里跳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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