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鹤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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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刚才得知朱鹤年老师于近日辞世的消息。震惊之余,不免引起许多往事的回忆。朱老师为我们讲授本科基础物理实验,居然已是十几年前的旧事,想来令人不禁怅惘。忽而想起自己即将本科毕业、朱老师也临近退休时,曾写过一篇小文作为纪念,至今也有十年。世殊事异,最初登载这篇文章的个人blog也早已不知所踪。故而将全文重新贴在这里,一字未易,以表怀念。题图为我本科二年级时在朱老师的实验室所拍。】

2010年5月23日,清华物理系学生节晚会。对我来说,这次晚会有一种告别的意味——它是我本科四年的最后一次学生节。

与我感受相同的,除了所有即将毕业的六字班同学外,还有一人:朱鹤年老师。

朱老师就要退休了。这次晚会上,同学们当然不会放过他,讲两句话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近年来的学生节晚会我们也从没有放过他。所以,退休绝不是主要原因。

朱鹤年老师为本科生讲授“基础物理实验”课程,不知讲了多少年。至少在我们六字班附近的几届中,“基础物理实验”曾经是基科班大一大二年级的必修课。不难想见,当时他的影响力波及整个物理系,甚至数学系。只要你进了基科班,不论你今后是学物理也好、学数学也好,甚至是今后转去信息、经济,你都得在六教七层的实验室里先泡上两个学期。在这两个学期里,“朱鹤年”这个名字就成了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自然,这种阴影被带进了学生节。同每年基科班的课表一样,每年的学生节晚会上必然出现“朱鹤年”这个名字。说不定学生节当天上午,大伙儿还在朱老师的实验室里饱受煎熬。所以到了晚会上,我们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拿朱老师娱乐一把的机会。他的名字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必然是笑点。

朱老师本人早已处之泰然,我记得他在一次讲课中苦笑道:“每年的晚会上你们都拿我开涮!”

朱老师的实验课以要求严格而著称。

要求严格的老先生并不少见,只是朱老师的严格还伴随着严密,而且密不透风,这就难免叫人感到透不过气。朱老师的严格固然是沿袭了他多年来一丝不苟的教学风格,而他的严密,我以为,与他近年来从事的计量学研究不无关系。

朱老师对计量学的深入研究充分体现在他为基础物理实验课程所编写的教科书中,从而也充分渗透进诞生于此课的一份份实验报告中。翻开任何一篇典型的朱式实验报告,你总能发现,大部分篇幅都是数据处理。伴随着整页整页的数据,满眼都是“A类不确定度”、“B类不确定度”、“t因子”这些奇怪的术语。我甚至觉得,除了在朱老师的课上,我这辈子再也别想在什么地方见到这些术语了。

每学期刚开始,朱老师总会安排一次大课。在这节课上,他除了极其细致地解释教学安排与要求外,定会花很大篇幅“鼓吹”他对各种数据处理方法的看法、批评和建议。朱老师的普通话带一点江浙口音,讲起课来气息平和,声调顿挫,脑袋微微晃动。他用慈祥的目光紧紧盯住听众,还不时眨眨,俨然一位温厚长者。可是一讲到与“某先生”的学术争论时,他就不免激动起来,眉头紧锁,以至义愤填膺。 

至于具体到实验,我们为朱老师总结出了一个指导思想:“用最差的仪器做出最好的结果”。

这并没有特别的夸张。在他实验室中某个实验台上,竖着一块大牌子。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大意是,“一种测量××的装置:将×××的灵敏度发挥到极致!”,旁边落款“海淀区专利局”。令我捧腹。

朱老师提倡“积木式”实验。所谓积木式,顾名思义,就是坚决不用现成的高级仪器,而用初等的仪器通过自行组装来实现高级仪器的测量功能。他不止一次提到:“我们自己组装的××装置,比卖几百万元的××设备的测量精度还高!”

这种积木式教学的“受害者”最终还是我们。很多时候,做实验因此而沦为体力活。不过事后看来,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对我们的确是很好的锻炼。在修完朱老师的课之后,我们还会选修“近代物理实验”、“高等物理实验”,使用的仪器越来越高级,实验报告越来越简单,当然也不那么摧残人了。但是和朱老师的课相比,我只有一种感觉:不够味儿。回想起来,在所有上过的实验课里,我在朱老师的课上学到的最多。可是如果再让我修一遍他的课,我是说什么都不干的。

朱老师将他的认真传给了他的助教们,而后者直接决定了我们实验报告的分数。所以在学分绩至上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写实验报告自然也不敢马虎。为了得到一个较好的分数,我们会将讲义上的内容一字不落地抄到实验报告上,我们会将所有的数据不分主次悉数列出,我们会在实验报告的结尾扯一堆无厘头的心得体会。所有这些做法只为一个目的:将实验报告撑得厚一些。结果,到了第二学期的实验课,一个大实验的报告动辄上百页乃是家常便饭。

朱老师后来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规定了一个报告页数的上限,比如一份大实验报告不能超过25页云云。自然,严密的朱老师不会忘记各种附加条件:除去实验原理、目录可以不算、图片另行计算、每页至多几百字……等等等等。 

朱老师在教我们做实验的同时,也在用我们的实验数据做着实验。

对某一个具体的实验,他会统计出自××年以来实验课上同学的数据,拿这些数据作拟合。然后指出合理的数据范围。

在这样的统计中他修炼出了对付作弊的绝招。围绕此种绝招,传说和真相混在一起,无法辨认。

传说,他记住了“功函”实验的几万组数据;

传说,××实验中若是编数据,他一眼就能认出;

传说,他会上水木或物理系BBS观察同学们的对他的议论。

一旦被朱老师认为是捏造数据,那是铁定要挂科的。我曾亲眼目睹朱老师厉声盘问被他怀疑捏造数据的同学:

“说,××实验第×步的×××数据,是不是自己造的?”

“这组数据,正常的实验范围是×××,而你这组数据出现的概率是10的负六次方!”

不过我仍然很怀疑,他的那套判断标准是否总正确。至少我听说过漏网的例子。

朱老师在防止我们作弊、编造数据这方面也许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不允许我们用铅笔记录数据,不允许涂改数据,数据记录完成后需有助教签字确认,有时还需拍照存档……

这种种做法肯定并非朱老师的本意。我猜,只是因为有太多为了拿高分、为了省事,或者为了其他什么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学生伤了他的心,他才出此下策:你尽管出招,我总有绝招能对付你。

于是,真诚在现实的平庸中渐渐沦陷。

在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中,作弊的代价远远小于人们从中尝到的甜头。我曾经也迷惑:既然你选择了基科班,既然你选择了科学,那为什么要作弊呢?言下之意,你尽可以在其他地方弄虚作假,但是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还是应当坚持求真的精神。

这样的想法自然是太幼稚了。进入基科班不尽是为了从事科学工作,也许所有的课程,所有的考试,纯粹只是为了学分绩,为了GPA,为了排名,为了奖学金,为了今后推研出国,等等。我并不攻击这些动机。话说回来,我们都只是被根深蒂固的成见、各种虚幻的意象、名目繁多的意义所捆缚的可怜虫而已,这一点与我们的身份完全无关。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将自己的成见强加于人。甚至求助于逻辑也不行,逻辑只是成见的帮凶。

我曾经向一位九字班的学弟描述朱老师对付作弊的方法。他不断地设想各种作弊的可能,我告诉他,朱老师总有办法发现。这时,旁边另一位同在九字班的学弟不耐烦地说:“不要想招了,本来就不应该作弊,这没什么好说。”

我一时语塞,甚感羞愧。看来真诚的动机在平庸的现实面前真的太容易沦陷了。

我终于理解朱老师费尽心机抓作弊的做法了。我理解了,但我很失落。

编造数据的同学尽管编造着他们的数据,捞GPA的同学尽管捞着他们的GPA。他们想要什么给他们便是。只是,如那位九字班的同学所说,真诚的东西永远不会消失。这没什么好说。

不少同学慑于朱老师的严格,迟迟不敢选他的实验课。因为据传闻,朱老师在为我们六字班开完课后就将退休。这些同学寄望于在他退休后补修实验。

传闻终归是传闻。朱老师再一次出现在选课手册上:他还将开一年课。不甘心的同学只好再等一年。今年不退,明年总该退了吧。

第三年,朱老师的名字又出现在了选课手册上。这些同学终于心灰意冷,只得选了朱老师的课。再不修就无法毕业了。

可是这确是朱老师最后一次出现在选课手册上了。本学期之后他将正式离开讲台,消息似乎是确凿的了。

这意味着,从九字班开始,他的种种事迹将不会继续为基科班的新同学所知晓,他的大名将渐渐为学生节的节目所淡忘。对我们来说,那些永远鲜活生动的场景都成为了过去。

但是,我相信,在他所有学生的心中,这些场景都已变成某种对真诚的回忆。

让我们为拥有这样的回忆而庆幸吧。

朱鹤年老师”的一个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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